东西问｜李孝聪：近30年越洋“寻宝”，只为长城古地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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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孝聪：我从小就对长城感兴趣，中学时第一次去八达岭长城是和同学骑车前往，花两三个小时才到长城脚下。如今60年过去了，我已经77岁，还在和长城打交道。

真正开始寻找古地图上的长城，要从30多年前说起。1991年，我第一次出国，研究欧洲收藏的中文古地图，在荷兰看到两篇关于长城的文章。一篇有关梵蒂冈的行记提到，意大利罗马的拉特兰教堂有一张珍贵的彩绘《长城图》，英国学者梅杰(M. J. Meijer)在《国际制图史杂志》上发表的研究文章，同样提到了拉特兰教堂里的《长城图》，并在文章末尾附上了它的黑白图。

我决定抓住这个线索。1992年，我前往意大利罗马寻找《长城图》，结果被告知拉特兰教堂的一批档案文献，早在20世纪60年代，就已转移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。于是我又前往梵蒂冈教廷图书馆，但很遗憾，由于没有专门编目，工作人员不清楚馆内是否藏有这张地图。虽然悻悻然地离开了梵蒂冈，但我相信《长城图》还在那里。

那次在意大利期间，我还拜访了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(Giuliano Bertuccioli)。他告诉我，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有我想找的中文古地图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看到了意大利地理学会的收藏目录，虽然没有发现《长城图》，但找到了另外两套与长城有关的地图册：《大同镇战守图》和《甘肃镇战守图略》。这两套地图册皆绘制于明代，内容与长城军事防御相关，一图一说，都是残本，但很珍贵。

李孝聪拍摄的梵蒂冈博物馆藏《长城图》片段。受访者供图

1994年，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回到意大利。这次我仔细记录了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的中文地图图目，然后再度来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。根据该图书馆负责人提供的新线索，我拜访了新成立的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馆长。

当时，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尚在筹办阶段，馆长带我进到博物馆筹备处的地下室，开灯拿出一个长卷卷轴。随着卷轴徐徐展开，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《长城图》。长城图卷，从右卷首嘉峪关向左徐徐展开，分别画出肃州城、甘州城、凉州城、宁夏城、榆林城、偏关段长城，最后截止在左卷尾山西大同城。

我根据画作特征判断，这幅图绘制于清朝：图上没有经纬度，且采用平立面结合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画法；图上也没有标题，却贴有很多已经褪色的标签。凭借经验，贴签是清代对地图文字注记的处理方法，明代则会把注记、地名等信息全部写在地图上。

我做深入研究后发现，这幅长城舆图是康熙皇帝平定蒙古噶尔丹之际的用图，图上还在长城内外画了红线，标记康熙去宁夏阅军行走的路线。征得馆长同意后，我用仅存的胶卷拍下了7张照片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，2019年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梵蒂冈博物馆联合举办“传心之美——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”。我去看展时发现，《长城图》正静静地躺在展柜里。据介绍，这张图是此次展览最重要的文物之一。

为保护文物，展览没有完全展开卷轴中嘉峪关的部分，于是我将1994年和2019年拍的两组照片合在一起，终于拼出了这张完整的《长城图》。

这段经历是我整个学术生涯的缩影。至今，找寻古地图上的长城这项研究工作，我已从事30多年了。

2017年，李孝聪在英国哈德良长城调研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中新社记者：根据您的研究，长城首次出现在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上分别是什么时候？探寻古代长城地图有什么意义？

李孝聪：地图能够形象地表现长城及其附属边防设施的分布和形制，真切地反映数百年前人们如何使用图形符号表现他们眼中的长城。作为第一手史料，古代长城地图能够与描述长城的传世文本史料相互印证，共同组成认识和描述中国长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。

现存中国古地图里，最早标有长城的是1136年石刻《华夷图》，此图的编制时间约是北宋年间。至于北宋以前的地图是否出现长城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

而外国地图中出现长城符号，则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。16世纪，《古今形胜之图》的复刻本传入欧洲。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，最早传入欧洲的画有长城的中国全图。后来陆续有外国传教士来华，长城符号在外国人士绘制的地图里更为明确，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里就绘有明长城。

古代长城地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长城的认识、描绘和表现力，这不仅仅是对军事防御工程的呈现，更带有强烈的文化观念和时代印记。无论是表现长城整体走势或局部地段的分布，还是刻画长城及其沿线防御设施的位置关系，或具体描绘长城墙体的建筑结构，古代长城地图以其历时性和真实性，更为直观地反映了长城在地理要素和观念性界线等方面的重要意义。

7月4日拍摄的北京怀柔箭扣长城，参与长城修缮的工匠们住在长城脚下的村落，每日往返于此。中新社记者 张宇 摄

中新社记者：除了中国万里长城之外，欧洲还有哈德良长城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呼应？从内到外、从古至今，长城的地理意义和文化意涵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李孝聪：筑城以居是人类迈向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。修筑长城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智慧。

距今2000多年前，在欧亚大陆的两端，中国建起万里长城，欧洲也在罗马帝国时期陆续修建哈德良长城。无论建筑结构、防御设计，还是长城的功能以及对当地社会和民众的影响，二者之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除了军事防御功能外，东西方的这两座长城还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共同点，就是都修建在自然、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分界带上，区隔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。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，长城的修建可以避免不同生产方式下的无序冲突，并通过汇聚墙内外的商品交换促进有序贸易。

但不同的是，在欧洲，长城的物质文明形式在罗马帝国解体后便停滞了。中国的万里长城则延续至清代，从未中断过。中国修筑长城不是王朝政权衰微时的自我保护行为，而是在强盛时期维护王朝统一、稳定秩序的手段。此外，万里长城的修筑工程在历代接续进行，将草原游牧与农耕经济紧紧地维系在一起，促进了东亚地区统一国家的实现，这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。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、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，坚韧不屈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，守望和平、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。

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一起爬长城，我问他为什么中国万里长城的英文翻译是“the Great Wall”而不是“the Long Wall”，怎么看待“Great”这个词？

他启发我，每一个中国人就像是长城上的一块砖，虽然个体的作用是有限的，但如果把每一块砖砌在一起修筑成长城，便会形成伟大精神和强大力量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李孝聪。受访者供图

李孝聪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、国际地图史杂志(IMAGO MUNDI)编委会中国代表、水利部水利志书编纂委员会专家组成员，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、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。

主要学术领域：中国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、中国地图史研究、河渠水利史研究、中外城市比较研究、中国地方志与地理文献研究等。

曾在荷兰、英国、意大利、韩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及台湾、香港等地区高校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；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”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“中国古地图的调查、整理与研究”等10余项课题；出版《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》(中、英文)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》(中、英文)《中国区域历史地理》《历史城市地理》《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》《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》《中国长城志٠图志卷》《中国运河志٠图志卷》《古地图上的长城》等10多部专著，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。